总体上讲，当前由各级政府采购中心承担的政府集中采购工作发展势头良好，但仍面临一些发展瓶颈和困难。这些瓶颈主要存在于发展环境、管理体制以及运行机制三个层面。

    发展环境不容乐观

    一方面，社会对政府采购制度的认知还不够全面。政府采购涉及预算编制、采购计划和方式审批、专家库建设和管理、采购组织、合同履约、资金支付等多个环节。其中，采购组织环节中又包括了政府集中采购、部门集中采购以及分散采购三种形式。因此，政府集中采购只是政府采购工作的一部分、政府采购中心只是这一整体链条的一个环节。在实践中，政府集中采购通用项目由政府采购中心组织实施，部门集中采购、分散采购由采购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直接组织实施。但由于当前社会对政府采购工作还不够了解，简单地将政府采购各环节，甚至部门集中采购、分散采购中出现的效率偏低、废标率高、技术参数带有明显倾向性、质次价高等不良现象和印象都归咎于政府采购中心。也因为基于这样的认识，对政府集中采购形成了“集中采购就是集中腐败”的误解，这对政府集中采购事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另一方面，政府集中采购自身建设还存在不足。一是标准化建设缺乏统一性。由于全国政府集中采购机构设置“五花八门”，致使采购文件、采购程序缺乏相对统一的标准文本或程序规范，各地区、各级政府采购部门虽然对各自使用的采购文件、程序进行了规范，但这种规范却容易带来地区差异，甚至造成地区性市场准入和技术参数壁垒。二是专业化水平还有待提升。政府采购各环节的专业化操作水平参差不齐，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熟练掌握和运用政府采购专业知识的能力还不够高，往往导致政府采购计划申报延误、技术参数提供不及时、不准确、开评标活动程序执行不严以及投标无效等多种执行障碍。三是电子化采购平台建设工作还相对滞后。政府采购各相关部门虽然在信息化建设上有所投入，但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电子化采购平台。监管部门与执行机构、采购单位的电子平台缺乏对应性和互通性，在信息交流、资源共享、平台融合等方面的推进力度还不够强。在网站建设、信息互通等工作上，出现了各自为政、重复投资、资源浪费等现象。

    管理体制缺乏系统性

    《政府采购法》颁布后，按照“管采分离”的要求，各级政府集中采购机构相应地进行了调整、重组，但目前管理模式和体制不尽相同，有的由政府采购委员会、政府采购领导小组管理或是直接隶属同级政府，有的由政府其他部门或机构代管，有的已划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一方面，纵向政令不畅。政府集中采购机构上下级之间没有业务指导关系，并且分属不同部门，政策指令很难形成自上而下的贯彻执行系统，问题意见也很难形成自下而上的反馈完善机制，工作起来犹如散沙一盘，政府集中采购工作系统本身没有合力，很难抵御因机构改革和外界干扰所带来的风险，很难确保政府采购工作的独立性、客观性。另一方面，横向沟通不良。由于机构设置不统一，政府集中采购机构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仅靠行业内自发组织，研究讨论的议题不具指导性，政府集中采购机构之间的交流会往往成了“诉苦会”，政府集中采购发展中的难题、难点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根本的解决。

    运行机制不完善

    一是采购人权力过大。采购人虽然依法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但其有权约定委托事项，集中采购机构是在其授权范围内代理采购，采购人在采购活动中仍然具有主导权，容易使集中采购机构的代理行为形式化，忽视推行集中采购的意义。实践中，采购人指定品牌、提供倾向性技术参数、拒签合同等问题时有发生。二是责权利不对等。《政府采购法》明确规定，集中采购机构是“采购代理机构”，这一点充分说明集中采购机构的工作不具主动性，并且在法律责任方面只就代理行为担责。而实践中，集中采购机构往往成为“众多责任的主体”，例如，在因采购人提供采购需求存在缺陷导致多次废标、采购周期过长的问题上；在因专家评定失误导致重新招标的问题上；在因中标人提供合同标的质量存在瑕疵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等问题上，实际责任主体应为采购人、评审专家以及中标人，但客观上却归责于由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并且由于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只能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办理采购事项，在采购活动中法律并没有赋予其制约或督促上述责任主体作为的任何手段，最终导致上述问题无法从根本上有效解决。三是部门集中采购与法律精神不符。部门集中采购这种采购形式虽然较好满足了“本部门、本系统的特殊要求”，但缺乏相应的监督制约，容易产生利用“特殊要求”来规避集中采购的问题，与《政府采购法》立法初衷相悖。同时，部门集中采购与政府集中采购使用同样的专家资源、履行同样的程序、采用同样的评定方式，没有必要再行独立设置部门集中采购目录。特别是省级以下政府部门更没有必要设置部门集中采购机构。